1939年，对于年轻的顾景舟而言，是人生轨迹发生重要转折的一年。上海古董商人郎玉书的到来，为这位宜兴蜀山的青年壶手打开了通往更大世界的门。郎玉书做事果决，很快便郑重聘请顾景舟前往上海“郎氏艺苑”制陶，开出每月60元大洋的高薪。
顾景舟
在当时的物价水平下，面粉几分钱一斤，猪肉一角多一斤，银行职员月薪10元便能养活六口之家与保姆，这份收入无疑是天降喜讯，更让从未远行的顾景舟对上海这个“梦一般的地方”充满向往。
老上海
抵达郎氏艺苑后，顾景舟才知晓所谓“制陶工作”，实为仿古“枪手”。虽有心理准备——高薪背后必有高要求，但内心仍被新奇与忐忑填满。这段经历成了他毕生讳莫如深的“加密记忆”，却也成为其艺途精进的关键起点。
顾景舟仿陈鸣远笋形水盂
郎氏艺苑藏身于抗战时期的上海公共租界弄堂。彼时淞沪会战已近三年，公共租界被分割为日军控制区与英美意防守区，日本兵在租界门口严密封锁盘查。
顾景舟仿陈鸣远天鹅樽
多年后，顾景舟在北京故宫见到一件陈鸣远款“天鹅樽”时，难掩激动。这正是他当年在艺苑所制。当年他将素坯藏于篮中，被日本兵碰坏底座，修补后留下细微痕迹；更在壶内隐秘处镌下“景”字暗款，成为他仿古时的独特印记。
他曾坦言，仿品器型与印章全由老板定夺，自己无权过问，这份“天机”道出了当时身不由己的处境。
顾景舟仿时大彬僧帽壶
在郎氏艺苑的日子，孤独与收获并存。他被关在小屋中创作，饭菜从墙洞递入，虽伙食优厚，却与外界隔绝，更无法与其他壶手交流，“郁闷”之情难免。
但这段经历让他得以近距离接触时大彬、陈鸣远、邵大亨等历代名家真品，在临摹中感受先辈精神，技艺突飞猛进。有时仅依一张模糊照片仿制，更锤炼了他的创造力。
他自认部分作品“超过原作”，却只能在壶内留暗款，这份成就感与失落感的交织，让他早早养成用印记管理作品的习惯。当时参考的《故宫月刊》与《茗壶图录》，更拓宽了他的艺术视野。
顾景舟“武陵逸人”印款
这段时期，顾景舟自刻“武陵逸人”印章，既似陶渊明般在混沌中守清醇，又藏着矛盾与逃避，既以仿古近造假为士大夫所不屑，又以“精心于艺、无愧于壶”自我宽慰。
逛旧书店是他最大乐趣，除古典名著外，更专注《英汉辞典》、《硅酸盐》等实用书籍，为日后融合技术与文化埋下伏笔。他收养的黑色弃犬“勃拉克”，曾为孤寂生活添暖色，两次失踪的经历，更让他体会到乱世无常。
铁画轩
顾景舟与戴相明
随着抗战时局恶化，古董生意萧条，郎氏艺苑难以为继，顾景舟终在遣散名单之列。离沪前，他拜访“铁画轩”，戴家母子的宽慰让他暗下决心：“上海，我还会回来的！”行囊中新增的《造型理论》、《图案基础》，预示着他对艺术的持续追求。返乡后，面对乡公所推举的“伪保长”头衔，他断然拒绝，坚守“一介草民，靠手艺生活”的初心。
1942年早春，顾景舟终获重返上海的机会。上海标准陶瓷公司的严格考试中，他凭借扎实的硅酸盐知识与化学功底入围，最终因精准记住馄饨数量的细节被录用，成为雕塑制模室技师，月薪100元大洋，在乡邻中引发轰动。这相当于十个银行职员的收入，让纯朴的壶手们惊叹知识的价值。
顾景舟“曼晞陶艺”印款
在标准陶瓷公司，顾景舟与同乡紫砂艺人蒋蓉相遇。蒋蓉回忆，他虽话少却技术精湛，乐于答疑却性情孤傲，不参与文娱活动，空余便埋头读书，如老先生般沉静。此时他将“武陵逸人”印章磨去，重刻“曼晞陶艺”，“曼晞”意为“曼妙曙光”，彰显其对“陶艺是艺术而非手艺”的清晰定位。
顾景舟三线鼎足提梁壶
他全身心投入紫砂研究，从化学分子角度解析矿土结构、陈腐变化与烧制工艺，将家乡泥料在晨雾与暮色中赋予新生，创作“三线鼎足提梁壶”、“洋桶壶”等作品。他认定紫砂不应是民间杂器或媚权官窑，而应是承载性情与才情的文人茶器，要融合文化与手艺，与书画金石媲美。
顾景舟洋桶壶
上海改变了他的生活习惯，他爱上60支棉毛衫的精致舒适，坚持热水泡脚，更明确了“素”的审美追求：安之若素、望之若素，让紫砂壶如古琴般有绕梁韵律。然而好景不长，因老板投靠汪伪引发内乱，他再度离开上海。
两次上海经历虽短暂，却为顾景舟奠定了艺术根基。广博的识见、精湛的技艺、文化与技术的融合，都从这里汇聚出发。这座城市带给他的，不仅是高薪与眼界，更是对紫砂艺术的终极定位与毕生追求的方向，成为他日后登顶紫砂巅峰的关键伏笔。
